我于1921年7月出生在一个科技世家，高祖父徐寿曾开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学校——格致书院，是我国近代化学工业、造船和兵器工业的奠基人。曾祖父徐建寅、祖父徐家保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也做出过突出贡献，父亲、叔辈及两个哥哥均献身于科技事业。我自幼就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在我上北平树德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常去我姨妈家，姨妈家里**让我感兴趣的是一台百乐牌八灯**外差式收音机，灵敏度和声音比矿石收音机都提高了很多。无线电课程快结束时还参观了育英中学广播电台，由王老师讲解了从播音室到主控室、发射机室和天、地线等设置，这更加促使了我对无线电的爱好。育英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那时我对电学**喜爱，毕业论文选的是零温度系数晶振片的磨制。

     1945年，我完成了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辩。为了不在日本人奴役下工作，我拿到了临时毕业证书后，立即随我的表哥等13人离开北平去大后方重庆，乘坐的工具是胶皮轱辘马车，走至山西平遥时被日本宪兵队扣押，直到抗战胜利才获释放。当时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也难以忘记：一群日本宪兵在院子里列队听广播，他们一个个脸部表情沮丧和恐慌，我们大家都很纳闷，被扣押人员中有一位懂日语的，他仔细听了一会广播后兴奋地对我们说：“是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啦！”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而这个喜讯又来自广播喇叭，从此我对无线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既然日本投降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重庆了，所以立即决定返回北平。9月份，我在北平广播电台参加了工作，首先在西长安街三号播音室、增音室实习，后在蔴花发射台和双桥发射台实习，**后在黄村收信台实习，1946年2月份完成了实习报告，随后我被安排在增音室值班。这段工作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从感性认识到实际操作和掌握无线电技术的主要阶段。北平广播电台工务课课长郑观森告诉我，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成立了北平分会，郑观森本人任分会会长，当时发给我会章和入会申请书各一份，我就是这样参加了业余无线电协会并成为甲级会员，介绍人记得有班冀**和郑观森，我的呼号是C7ST，当时树滋的罗马拼音是Shu Tzu，呼号里选取了其中的**字母。

     1946年，中央电波研究所要在北平西郊建立观测台成立北平电波研究所，派我去西郊参加观测仪的安装工作。1946年下半年观测仪安装并调试完毕后，又把我留在观测台做无线电传播研究工作。在空闲的时候，就准备安装我的业余电台，在我安装天线时，借助观测仪天线杆安装了二分之一波长齐伯林式天线，600欧姆平行馈线，天线高20米。收音机是自制的电子管式六管**外差式收音机，发射机功放管是807，用2只6L6推挽屏极调幅。输入功率大约50瓦，晶体控制所用的晶体是在东单旧货市场买的美军剩余物资，晶体买回观测台后借用观测台的测频仪自己动手磨制40米业余波段晶体数十块，倍频后用在20米业余波段。除自己使用外还送给郑观森，并转送给缺少晶体的会员使用。没过多久我从北平广播电台借到了一台Hellicrafters SX-42收音机，发射机功率放大管换用4D32，输入功率125W，开始时用单只807帘栅调幅，后改用6L6推挽提高电压以适应4D32屏调功率需要。在观测工作空闲时，我就抓紧时间on air。自从换了Hellicrafter SX-42和发射机改用4D32功率管后，不但可以在40米业余波段上工作，还在20米和10米业余波段完成了WAC。

     1947年5月5日由郑观森召集并主持在天坛北平电信局发射基地举办了一次纪念55节活动，参加活动的业余爱好者们有郑观森、郑观淼、许道通、罗桂生、朱学**、韩铸文、张家齐、徐树滋等近二百人，当时借用电信局发射台的收音机、发射机和天线等设备和南京、上海等地的业余分会共祝55节，非常热闹。

     1948年郑观森告诉我，业余电台要停止活动。我立即将Hellicrafter SX-42收音机还给北平广播电台。我的业余电台后来被电监科查封并没收。

     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北平的学生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在共产党的宣传和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各领域都酝酿着斗争，我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接受地下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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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同我有接触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北平地区城工部学委的苏士文同志。苏士文是我辅仁大学时的老师，对我的情况较熟。我工作实习时住在蔴花发射台宿舍，苏士文住在浏海胡同，相距较近，经常有来往，后来我到电波研究所工作，苏士文同志曾到什坊院村看我，并且开始向我布置任务。 1948年2月，苏士文同志约我去他家，要我了解北平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在北平转播台的设置情况。我先后将搜集到的有关北平广播电台播音室、增音室以及蔴花发射台、黄村收信台、双桥发射台等处的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工作人员状况和这些部门的政治、业务、管理等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苏士文同志，苏士文又将这些材料及时交联络员转给地下党组织。

    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通县箭杆河一带， 北平四周已为解放军所控制。苏士文同志向我转达了北平地下党布置的保护电台设备、准备斗争、迎接解放的重要任务。10月间，西郊观测台里示波器上的变压器被烧坏，我带进城里修理，修好后已出不了城，因为解放军正在进攻西郊新北京和莲花池一带，傅作义军队退驻城内，城门已关闭，西郊观测台也随之关闭，所有工作人员均进城在家等待。一日，苏士文同志通知我与他一起去鲁迅故居见矫庸同志，在那里他详谈了护台斗争任务，并且安排我会见了北平电台工作人员高子英同志，以便在国民党撤退时能够相互配合完成保护电台的任务。此后，苏士文和矫庸同志成了我的**人，当时党的地下工作非常隐蔽，上下级都是通过单线联系，有事单独通知。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地下党**下有132人保护91部重点电台， 在北平广播电台属于矫庸同志直接**的有4人。

    为了完成北平地下党组织交给我的护台任务，我**要以合法身份出入北平广播电台（位于西长安街3号），于是我通过当时在北平广播电台增音室工作的育英中学同学陈起璞以及北平广播电台工务科科长郑观森的关系，安排我在增音室作一名替班技术员，从此取得了北平广播电台的合法身份。

    那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无力向北平广播电台拨付经费，电台发不出工资，职工怨言较大。与此同时，北平电信局三千名职工掀起了震动全国的“饿工”斗争，电讯中断，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慌，不得不向工人妥协让步。矫庸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向我部署了配合全国性反饥饿斗争的任务。我按照矫庸同志的指示，在同事中做鼓动工作，建议停开台长的小汽车，以便节省费用为职工们发薪水，当时增音室的技术员陆生庠采纳了我的建议，关上了电台的大门，将台长的小汽车挡住，台长因此抱病在家，电台的日常工作由副台长主持，但他也不敢再坐小汽车上班。在职工们的强烈要求下，电台不得不给每人发了一台收音机作为对工资的补偿。

    1948年冬，解放军已压近北平城，苏士文同志和矫庸同志根据城工部关于作好两手准备的指示，向我布置了保护电台的具体任务：

1， 准备夺取枪支，武装电台人员。按照吩咐我将电台内枪支弹药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然后向苏、矫两位同志做了汇报；

2， 根据矫庸同志的要求，分别给电台里的军统代表边X及中统代表冯XX各写一封警告信，陈述利害关系，命令他们不许破坏电台设备，否则将受到人民的惩罚。信由我草拟，然后由高子英同志找人抄写，信寄出去不久二人即逃之夭夭；

3， 安排专人保护机器设备，为了**电台正常播音，以便解放军围城期间能听到城中消息，准确分析情况，并且北平一旦解放，全市人民可以立即收听到共产党的声音。我按照矫庸同志的要求，说服了新上任的工务科科长同意在增音室安装一台小型发电机。这样，即使北平发电厂万一遭到敌人破坏而断电，电台的播音照样可以正常进行。

1949年1月31日晚，解放军的军代表李伍、黄云、李志海、康普等同志驻进北平广播电台，我于当天晚上向李伍同志汇报了护台斗争的情况，李伍同志的工作很繁忙，但他在听取我的汇报时态度非常认真，听完我的汇报后已是深夜，此时城里已经戒严，李伍同志**派了一辆吉普车，由李志海同志亲自送我回蔴花电台宿舍。第二天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徐迈进同志宣布正式接管，认为电台完好无损。至此，我完成了地下党交给我的保护电台的任务。

    1949年2月1日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后，北平广播电台随之改成新华广播电台，我被安排在业务处（后改成无线电总管理处）作技术工作，处长是陆亘一同志，此后几个月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整顿电台的工作秩序，为全国的解放进行宣传服务。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 负责电台技术部门工作的李伍同志和黄云同志派我和陈起璞、杨继田等几名技术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安装扩音机，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做何目的，但我当时已预感到这几日将有一次重要的活动。果然，9月底李伍同志通知我说，10月1日将举行开国大典，要求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负责监护新华门和天安门上的扩音机，接受这一重任后，我激动得几乎彻夜未眠，我认为这是党对我在政治上的完全信任和业务上的充分肯定。第二天（即10月1日）一大早我接受安排先来到新华门城楼上监护扩音机，尽管这项工作并不复杂，但我内心还是感到很紧张，悉心查验每一处零件，丝毫不敢松懈。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播音系统的万无一失。大约上午10点中左右通知我立即去天安门城楼，因为那里的扩音机上有一处小零件破损严重，需要马上修理。接到任务后我立刻骑一辆自行车去电台取零件，当时长安街已经戒严，没有任何车辆通行，此时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和群众，我在街上骑行时更加感觉这次活动的庄严和隆重。扩音机修好后已是中午时分，当时城楼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均不得随意走动，这里的扩音机由我和陈起璞二人负责，李志海同志负责主宾台上的麦克风。下午3时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同志陆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的播音员是齐越和丁一岚同志。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广场上30万群众顿时热烈欢呼，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了，每每想起，仍如同昨日。

    建国后，我先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事业局无线电总管理处频率科科长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程师。1952年负责全国中波广播电台大调整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彻底解决了国内电台频率相互干扰的问题，**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台能在全国各地收听到。之后又参与负责三十八种语言、汉语普通话及四种方言对外短波广播电台的设计和定向天线阵的设计工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此后，工作单位虽几经调整，但始终未离开专业，一直从事电磁波理论和应用研究，任**工程师。直至1987年，在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物探室副主任岗位退休。

    1992年初，为恢复开放个人业余电台，电子学会理事长孙俊人同志召开了八部委负责人和部分老业余家座谈会。会后，国家体委和国家无委邀请部分老业余家进行开台试点，我有幸和北京、上海、广州的20多位老朋友被邀请参加。当时**大的困难是没有设备。总参通信部热情支援了十几台239型收信机，北京的老ham每人一台。发射机是由ba1ra/朱学**组织、ba1ba/刘淳设计、大家自己动手组装、ba1cd/刘振达帮助调试的IC和晶体管混合式SSB QRP发射机。因为时间紧迫，还没有等到SSB发射机装完，就到了要开台的日子。于是，又日以继夜的赶制了一台使用6J5振荡、6P15放大的电子管CW发射机，终于在预定的1992年12月22日10：00（BJT），与北京、上海的老朋友一同重新开台。当天就有多位老朋友和台湾、香港、日本及国内的集体台进行了QSO，首先在空中实现了海峡两岸的实际三通。不久，我的SSB QRP发射机完成了，紧接着又制作了一台用6P15推动两只并联FU-7电子管的甲乙1类30W高频功率放大器。

     10余年来，在20m业余频段与国内外的ham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从事业余无线电活动，不但广交了朋友、切磋了技艺，更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

BA1ST/徐树滋简介

     无线电传播和电子技术**工程师，86岁,CIE会员。中学时就喜爱无线电，毕业于辅仁大学物理系。1946-48年以C7ST呼号开台，为甲级会员，曾获得WAC奖状。建国初期曾主持分配调整我国中波广播电台频率及三十八种语言、汉语和四种方言对外短波广播电台频率设计工作及定向天线阵的设计工作。1992年参加试制SSB发射机并重新开台。